徐世平，1959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任职上海新民晚报社18年。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网宣办副主任。退休前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原题
八十年代再回首
1980
一个小男孩扒开了五颜六色的门帘
我属于“50后”，离“60后”没几天，差不多是1950年代的尾巴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度过二十周岁的生日。放眼看去，外面的世界，丰富而多样。青春期的躁动，朦胧般的爱情，让生活充满无穷的乐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依旧像个兵营，身着“65式”军装的“二炮”士兵，随处可见。半年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学潮。或许，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有动静，有影响，却没有任何的动荡。我们这帮子“秀才”，一边读着朦胧诗，欣赏着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边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有节制地表达，有目的地斗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大特征。这一代，不简单的一代人。《这一代》，后来也成了一本杂志的名称。只可惜，这本杂志，仅仅出版了一期，便夭折了。这一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正从海峡对岸飘来。我们是听着“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人。我们当然想不到，歌还有通俗的唱法，甚至还可以有气声。单喇叭的录音机，推着靡靡之音在楼道里穿行，像刀刻一般，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伴随邓丽君而来，还有一种清新的通俗歌曲。这就是“台湾校园歌曲”。罗大佑的名字，如神一般植入我们的脑海神经，像一尊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后，依然会追着罗大佑，去看他的个人演唱会。尽管，罗大佑的歌，在“80后”和“90后”眼里，无异于“嘶哑的干号”。当时，抱一把吉他，哼一段罗大佑，已成北京各大校园的独特风景。 这一年的早春，罗大佑刚刚推出了他的《恋曲1980》：这位台湾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居然创作出了这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连同后来的《鹿港小镇》《童年》《光阴的故事》等歌曲，一同编入了《之乎者也》的专辑，成为罗大佑的经典唱片。完全反传统的抒情写法，以及“石破天惊”式的电吉他，让我们这一代人震撼不已。我们这一代人，最直观的历史变革的感受，似乎就是从流行歌曲开始的。由听觉到视觉再到内心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那一刻都被统统颠覆了。我们开始变得相当的警觉，并用一种小心审慎的目光，伸长脖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1980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夺冠后，北大学子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图为当年海报
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我相信，这些事件对世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正式开播，影响了世界电视新闻的发展模式；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影响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第22届奥运会，美国挑头率西方盟国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纷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从而开创了奥林匹克史上的一个恶劣的先例。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工人罢工，掀开了东欧国家民主化运动的先河。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去世，这也使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从此步入四分五裂的状况，并影响了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以及对通行的国际法准则的挑战。这一年，姚明刚刚出生，他不知道，他会成为中国和美国的篮球巨星；陈冠希、张柏芝等著名艺人也来到人世，他们也不曾预想，“裸照门”事件，会让世人如此的高度关注。也是这一年，著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死了，他的去世，似乎注定要给世界留下太多的悬念。其实，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事件，正在中国发生着。这一年，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分别进入中国的政治中枢。这两个人，或许是铁定地属于1980年代的。他们留下的历史烙印是深刻而深远的。这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旗手。但是，邓小平的左右臂膀，则非胡、赵莫属。历史是需要远远地审视的。诚如古人所言：“草色遥看近却无”。1980年5月17日，北京发生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决定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刘少奇便是同“叛徒、内奸、工贼”划等号的。这个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居然也平反了。十年文革，“刘邓陶”是被划为一类的，“党内走资派”也。不过，刘少奇的平反，早已在预料之中。邓小平早已出来工作。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大会。此前，中共中央还批准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又决定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又为彭真、薄一波等一批人平反。“拨乱反正”，已成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关键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急先锋。经他之手，有一大堆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恢复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些人，亦对中国政坛，留下重大影响。应该说，这是一场政治变革。毫无疑问，“真理标准讨论”则是重要的理论基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意义深远。这场讨论，直接导致“英明领袖”华国锋逐渐淡出政坛。“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对长期受个人崇敬影响的中国人来说，等于是无法挑战的“政治遗诏”。“真理标准讨论”，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其实质是政治角力。对此，华国锋曾指示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则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人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历史之上，都有“诸侯表态”的先例。历时四个多月的地方表态，至少说明，这一讨论的激烈程度。许多人在摇摆，许多人在犹豫。这也说明，审视中外，任何“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有巨大阻力的。1980年5月，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来信，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真理标准讨论”亦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理论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三中全会，从组织体系层面，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中央领导机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陈云复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老同志。同时，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从此，邓小平和陈云，成为中共党内最主要的政治制衡的力量。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是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姚依林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汪东兴的去职，寓示着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淡出政坛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1980年早春时节，中国政坛，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主导下，终于进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时代。当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次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赵紫阳进入中央中枢，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次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赵原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口碑。1980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正式任国务院总理。从此，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1980年代中国政坛最重要的党政领导人之一。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史，胡和赵两人，均发挥了重要影响。从此，“英明领袖”华国锋淡出政坛，已成定局。或许，这也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权力的第一次平稳交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让史家无法回避。
1980年，谷牧(前左2)考察珠海经济特区
1980年，封闭的中国，小心翼翼地向世界打开了几扇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中央批准试办特区。其实质，就是允许这些地区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备案批准。对特区，当时的老百姓的认识是朦胧的。比如说，进特区要办证，这不是“国中之国”吗？很多年之后，当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担心，今后去浦东，是不是也要办“边境证”呢？中国特区的出现，竟然使深圳“沙头角”这样的小小地名，一夜间名闻全国。太阳伞、尼龙袜、牛仔裤、蛤蟆镜、电子表、录音带，打火机，以及健牌、万宝路、骆驼香烟，突然闯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些人，想方设法跑到了沙头角，对“资本主义”世界探头探脑；更多的人，则从这些时尚的物品之中，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冲击。“开左灯，向右转”，这似乎已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选择。回顾三十年，经济特区，从起初的“窗口”，逐步变成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最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有后人评价说，这些特区“窗口”，其实是决堤的口子，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一年的夏天，我拥有了第一条牛仔裤。这种裤子，太厚太闷，尤其在夏天，怎么穿都不算是一种享受，然而，它却是一种无上的精神享受。也是这一年，我抽到了第一根“伸手牌”的外国烟，一种长枝的健牌香烟。此后的十余年，我一直抽这种“舶来烟”。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是“中国肺”，怎么能抽外国烟呢？卡嚓。健牌的历史，从此了断。
这一年暑假，我同张亚、杨新等几位大学同学、还有一个人大附中的小姑娘，坐火车在山东的泰安县下车，从红门经中天门至南天门，6566个石阶，一路攀登上了泰山。都说“一览众山小”，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当时正下大雨，云锁雾罩。我只觉得，我们浑身是劲，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一头雾水、漫无目标。中国的前途，也是如此。谁也看不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作者（左5）与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其中四位已阴阳两隔